中国古代司法活动中也有权利不得滥用的立场和要求。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汉承秦制，又在沿袭秦律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法系概念的表述形式以及与法系相关之学说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其所指称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法学理论、法治传统、法律文化等内涵，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极为发达与深厚。中华法系的新阶段将迎来中华法治文明复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它基本上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相伴始终。《唐律疏议》被称为中华法系的巅峰之作。(113)前引(72)，黄源盛纂辑书，第575页。

也有学者认为，被滥用的权利实际上已经不是权利。(120)黄源盛纂辑：《最高法院判例辑存(1928-1934)》(民事编)，台北犁斋社2014年版，第99页。在大理院1917年上字第1004号判例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公共流水非私人所得专，故水流地之所有人，以不害他人使用之限度内，得自由使用公共之流水。(105)前引(70)，黄源盛纂辑书，第235页。

正如王泽鉴言：权利之行使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者，仅其‘行使为法所不许，‘权利本身的存在不受影响，仍得以其他法所允许的方法行使之。在《大清民律草案》中，总则部分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规定局限于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如前文所论及，这一标准过于偏狭严苛，难以济实践之需要，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

(108)前引(70)，黄源盛纂辑书，第225页。(115)其条文表述与《大清民律草案》虽有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将专以改为了更为宽松的主要。(119)该条兼顾积极救济与消极保护，对邻人的用水权行使进行限制时，要求土地所有人支付偿金，此为积极救济。松冈义正认为：然权利者若不利于己，而以损害人为唯一之目的，行使权利。

(35)前引(34)，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书，第192页。⑧古罗马虽有行使自己之权利，无论对于何人，皆非不法之法谚，⑨但罗马法并非毫不限制权利的行使，其对相邻关系即规定：不得在距离先前已有的建筑物100英尺以内的地方进行建筑，如果这样做会妨碍从那里对海的观赏。此后，拓宽权利滥用判断标准的立法趋势并未停止，1982年，我国台湾地区使用的民法在原《中华民国民法》的基础上将规定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条文改为：权利之行使，不得违反公共利益，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80)前引(70)，黄源盛纂辑书，第141页。

对此，大理院谓：惟可立之人若已舍弃承继权利，则其情形与无可立之人者相同，所有遗产依法自应由亲女承受，其已舍弃承继权利之人即不得再行告争。民国学者史尚宽言：依个人主义。

大理院在援用该原则审理案件时，多数判例仅仅给出了假定条件和行为模式，未给出法律后果。此外，因其所滥用之权利性质及其行为性质，更可发生特殊之效果。

(102)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65) 四、民初大理院民事裁判中的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在立法与学说之外，司法实践对民法体系的形成亦有重要贡献。(55)史尚宽则将权利行使视作义务之一种：权利之行使不独为权利人之权利。(118)前引(43)，蔡墩铭主编书，第144页。易言之，所有权者惟应以法令所许及不害他人合法权利范围内行使其权利，决非绝对无限制者也。(42)前引(39)，黄源盛纂辑书，第43页。

郑玉波将权利滥用的法律后果分为一般效果与特殊效果：一般效果与违反其他民事法规无异，特殊效果则是法律上对权利滥用所设的特别规定。民法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确认并保证民事主体自由的实现。

他们主要争执于低地水流的性质是沟(私有)还是河(公有)，误以为若该水流是私有的沟，则低地所有人即可主张其所有权以阻止高地水流的倾泻。作为法制不备时代下的最高司法机关，民初大理院面对民事审判法源缺失的问题，通过判例给出了解决之道：判断民事案件应先依法律所规定，无法律明文者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则依条理，盖通例也。

(41)本条虽未提及权利不得滥用，但其立法理由为：背于道德上、法律上诚实及信用之举动原不可为，故滥用权利者，法律不保护之，此本条所由设也。(109)前引(70)，黄源盛纂辑书，第144页。

(47)前引(39)，黄源盛纂辑书，第364页。(46)史尚宽：《民法总则释义》，上海法学编译社1946年版，第500-501页。在大理院1915年上字第2420号判例中，被赡养人在分授产价字据内载有各分受田铺变价钱一千五百串，氏今自审执此现款以息为赡，足堪自立及永断葛藤的字样，赡养义务人由此主张消减其赡养义务，对此，大理院认为：扶养义务人虽令扶养权利人为舍弃权利之表意，而审判衙门为尊重公益起见，究不能认该表意为完全有效。(84)前引(72)，黄源盛纂辑书，第1170页。

(62) 3.关于滥用权利的法律后果 违反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将会产生何种法律后果，是适用该原则无法回避的问题，(63)民国时期的学者亦对此进行了讨论。则其权利之行使实为不法行为。

此为日耳曼所有权观念之特色。(114)文化的变迁不可能一步到位，人们内心的观念有其滞后性，大理院身处新旧思潮碰撞的时空背景下，难免有时候也逃不出时代的局限性，对腐朽观念不予纠正，甚至主动维护。

对部分有法律后果的案件进行归结，可以发现大致有如下四类。(29)前引(23)，朱熹书，第132页。

(93)前引(72)，黄源盛纂辑书，第997页。因此，该学者主张借鉴土耳其民法的标准，即因滥用权利而加害于第三人之行为，不得受法律之保护。(20)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页。(123)前引(43)，蔡墩铭主编书，第144页。

钱玉林在《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的基础上又总结了与所引起信用相违背的行为、损害超过可忍受程度的行为、权利消极行使的行为等标准。对于某些滥用权利的行为，大理院会使权利人无法达到其希望的法律效果。

(86)为保护邻里之间的关系和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所有权的行使进行了限制。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9页。

该标准与英美法上的允诺禁反言原则相类似，要求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不得与所引起的信用相违背。1982年我国台湾地区某判例中，被告建筑旅社时侵占了原告的土地，原告请求判决拆屋还地，二审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请求，然而最终判决认为，系争土地的面积很小，但却是旅社的主柱所在之地，如果拆除，则整栋旅社将有倒塌之虞，而且该系争土地是面积很小的三角形畸零地，对原告亦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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